金積奈米蒙脫土 無毒農業 禽畜生長促進 飼料黴菌毒素吸附 抗流感 豬腹瀉治療劑 養殖環境清潔劑 毒素吸附劑

引用自 THE HUMANE SOCIETY

美國的肉品生產企業不斷地對工廠化養殖的肉雞、魚、生豬和肉牛投
餵治療疾病用的抗生素，目的是促進其生長，同時預防在美國普遍存
在的由於擁擠和不衛生的養殖環境導致的疾病爆發和傳播。目前科學
界的普遍共識是，大量使用抗生素導致不利人體健康的病菌的耐藥
性。1針對這個對大眾健康的威脅，歐盟在九十年代就採取步驟禁止在
畜牧業中使用不利人類健康、不是以治病為目的的抗生素。美國的肉
品生產部門也應該重新審視這種危險做法。
抗生素大量的投餵
據美國國家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 CDC ) 的估計，美國至少有十七大類
的抗菌藥物（更大範圍內使用的還有抗細菌的抗生素、抗病毒藥物和
殺寄生蟲的藥物）被批准用於促進牲畜的生長。2這些抗生素包括各類
給人類治病的重點藥物，如青黴素、四環素、和紅黴素。3 「 關注時務
的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預測，美國投餵
給肉雞、生豬、和肉牛所使用的70% 的抗菌藥物，目的不在治病。4另
外，美國國家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 ) 還批准了三種抗菌素用於水產
業。美國的水產養殖每年消耗五萬磅的抗生素。5美國和全世界生產的
抗生素，大部分是生產給農場用的，而不是給人治病的藥物。6
2
工廠化養殖對抗生素的依賴
工廠化農場中非自然的擁擠和排泄物的堆積，對農場動物的免疫系統
產生極大的壓力，這使得正常的身體發育，如：生長，便受到了抑
制。有人認為不斷將抗生素注入動物的身體內，就能減少犯病的機會
並能快速增重。7早在1979 年，美國國會技術評估辦公室就指出：「 當
前的養殖業集中在高產量、高密度、令人窒息的養殖環境中。某種程
度上，定期使用抗生素使得這種養殖模式得以維持。」 「 因此，為了增
加和維持養殖業的生產，目前對抗菌素少量使用的依賴，雖然能得到
眼前的好處，卻是當代養殖業的致命點。」 8
耐藥性強的細菌從農場到碗筷
任意使用抗生素會助長不利人類和動物的病原體的抗藥性。當細菌因
肉雞和其他農場動物為了增肥從飼料中吸取抗生素而變得更具抗藥性
時，它們在人體內也會對治病的抗生素有更大的抵抗性。在養殖場和
零售肉舖周圍，抗生素和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細菌漂浮在空氣中、遊
流在地下水裡和存在於地表泥土中。9受到污染的肉品、用未經過處理
的糞便澆灌的蔬菜以及被養殖場排泄物污染了的飲用水又會讓人感染
到這些病原體。10病原體中出現的抗藥基因會在細菌間進行交替衍生。
意大利研究者在2007 年發表了一份DNA 圖譜的研究，顯示耐抗生素
的基因能夠在雞肉和豬肉中被直接分離出來。11
有關公眾衛生危害的科學共識
全球主要的醫學、農學和獸醫學權威一致認為，畜牧業中過量使用抗
生素，會給人類的健康帶來負面影響。12美國疾病控制中心食物中毒檢
測項目前主任認為，「 在美國由食物所衍生的疾病的耐藥性之所以大
3
增，是因為養殖場使用抗生素的關係。」 13美國醫藥學會、美國公眾衛
生學會、美國傳染病學會和美國兒科醫學會和美國其他350 家全國性
組織一起支持採取行動，終止醫用抗生素作為動物的飼料添加劑。14農
貿政策研究所專門研究抗生素抗藥性的研究員指出，目前就算有臨床
開發新的抗生素，開發的類型也不會太多。15 「 將大量的抗生素浪費在
沒有病的牲畜上，我們在犧牲抗生素治療病人的前景。」 16
超級病菌蠢蠢欲動
彎曲桿菌病（ Campylobacter ）
環丙 ( Cipro ）類的喹諾酮類抗生素（ Quinolone antibiotics ）從八十年
代就已經用於人類的藥物中。然而，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彎曲桿菌病
（ Campylobacter ）的傳播是在喹諾酮類抗生素於九十年代中被批准後
出現的。此後，喹諾酮類抗生素大量地加入在雞的飲水中。17在澳大利
亞的國家，喹諾酮類抗生素只用於給人治病。因此，沒有聽說該國人
體內存有耐此藥的病菌。18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得出結論，認為在養
雞場使用這些抗生素使每年近萬美國人的疾病治療受到不利影響。這
就意味著成千的人在感染了彎曲桿菌病後，對開始使用的其他抗生素
沒有反應，因為病菌對使用的抗生素有抗藥性，醫生就不得不改用藥
性更強的抗生素來對付疾病。19研究顯示，患有彎曲桿菌病的成千病
人，因為延誤了合適的治療方案，會經歷多達六倍的併發症，如大腦
及心肺發炎，而且，最常見且最嚴重的狀況，便是死亡。20當食品和藥
物管理局宣佈美國準備加入其他國家以終止喹諾酮類抗生素在美國養
雞業中的使用時，貝爾 ( Bayer ) 製藥廠率先打起了官司，導致終止喹
諾酮類抗生素使用的步伐停了五年之久。在那段時間，貝爾繼續佔有
每年一千五百萬美元的銷售市場。21在此同時，病菌的抗藥性也在上
4
升。222005 年，首個對多種抗生素有抗藥能力的病菌被分離了出來。這
個被稱為空腸彎曲菌（ C. jejuni ）的病菌對環丙沙星 ( ciprofloxacin )、
紅黴素 ( erythromycin )、和頭孢三嗪 ( cerftriaxone ) 都有耐藥性。23
大腸桿菌 ( E.coli )
有大量證據顯示，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膀胱炎症也和農場動物的藥物
餵食有關聯。24明尼蘇達大學醫學研究人員通過對來自多個零售市場的
1000 多份食品樣品的分析發現，69% 受檢的豬肉和牛肉有糞便殘留，
92% 的禽肉帶有大腸桿菌。而80% 在豬、牛和雞肉上所收集的大腸桿
菌的80% 對一種或多種抗生素有耐藥性。同樣，一半以上的雞肉中的
病菌對五種以上的藥物有抗藥性。另外，有一半的禽肉樣品中受到消
化系統外的病原體大腸桿菌的污染，25因此證明泌尿道系統的大腸桿菌
感染也能由食物中的病原體引發。26科學家懷疑婦女在吃了動物產品
後，她們的下半部腸道會感染有抗藥性的細菌。這些細菌還會通過尿
道爬入其膀胱。27一些基因圖譜技術，包括基於聚合酶鍊式反應的基因
分辨法（ PCR-based phylotying ）、多點排序測定法28和全面的基因
排序法29都鎖定了禽類大腸桿菌和人類膀胱炎症的關聯。
禽流感病毒 ( Influenzavirus A )
細菌不是唯一能抗藥的。據華盛頓郵報2005 年「 抗禽流感藥物毫無療
效 」一文中揭露，「 多年來有跡象顯示，中國的養雞戶一直在雞的飲水
中放置抗病毒的藥物金剛烷胺 ( armantadine ) ，以減少引起流感大發
生而導致的經濟損失。30在雞的飲水中放置金剛烷胺作為防範禽流感的
預防措施，最早是在美國八十年代時美國使用的。當時，不顧及到藥
物使用九天內，抗藥的病菌就會變異的事實，賓西法尼亞州為控制大
5
規模的禽流感暴發而使用金剛烷胺。31金剛烷胺在中國的使用被指責為
具有廣泛抗藥性的新的禽流感H5N1 出現的原因。這個新的禽流感病
毒對能對抗人類疫病、可能救命的藥物已有了抗藥性。32維吉尼亞大學
醫學院內科臨床病毒學教授菲德里克-海登寫到：「 實際上，這個發現
說明了針對這個病毒的各類抗病毒藥物已經失效。 」 33
金黃色葡萄球菌 ( MRSA )
由於在歐洲農場和動物零售肉品中發現大量耐甲氧西林
（ methicillin ）的金黃葡萄球菌,養殖業使用抗生素的做法便受到嚴格
的審查。據報導，荷蘭農業、自然和食品標準部長基史偉曼近期說「 畜
牧業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是病毒耐藥演變的最主要原因，其中的一個後
果便是（ 包括金黃葡萄球菌在內的 ）各種耐藥微生物在農場動物中的
傳播。」 34最近在北美生豬中發現金黃葡萄球菌，這說明來自農場動物
的金黃葡萄球菌所引發的潛在公共健康威脅，可能是個全球性的問
題。35
沙門氏菌 ( Salmonella )
耐抗生素的沙門氏菌也引發了嚴重的人類疾病。36食品中攜帶的沙門氏
菌在七十年代晚期出現在美國東北部地區，然後傳遍整個北美洲。其
中的一種說法是，耐多種藥物的沙門氏菌是在八十年代通過污染了的
飼料而傳遍全球的。這種污染了的飼料是使用人工飼養、定期投餵抗
生素的魚類加工而成。37這種魚類的人工養殖方法受到疾病控制中心的
譴責。38 疾病控制中心尤其對快速出現的一種耐九種抗生素，包括頭
孢曲松 ( ceftriaxone ) 在內的病毒，趕到憂心忡忡。頭孢曲松是主要
使用在兒童身上的一種抗生素藥。39沙門氏菌每年導致數百美國人死
6
亡；數千美國人住院40以及上百萬美國人得病。41現代商業養雞業的通
風不良、塵土飛揚、42高飼養密度43和極度的焦躁情緒44一直被指責為
病毒耐藥問題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的潛在誘發因素。

抗生素不當使用所造成的細菌抗藥性增加是一全球性問題，台
灣也不例外。為了解國內抗生素的使用及微生物抗藥性的趨勢，前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組何曼德組主任自1997年起即開始有系統的進行「全國微生物抗藥性
監測計劃(Taiwan Surveillance of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TSAR)」，並由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組熊昭組主任進行門診病人抗生素使用量的監測。TSAR從1998年開始第一階段（TSAR
I）研究計劃，從分布在台灣北中南東的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收集菌株進行抗藥性測試，每次計劃期間間隔兩年。目前已順利完成四期監測(TSAR I-IV,
1998-2004年)。
從TSAR及國內研究資料可看出，台灣抗藥菌之嚴重性與國內最常用之抗生素使用量是並行的，國內第一線抗生素抗藥性比率高達80-90%，但自全民健保局
於2001年實施限制使用抗生素治療門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人政策以後，這些抗生素的抗藥性開始趨緩或下降。根據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組熊昭組主任依據
全民健保資料庫的統計，臺灣抗生素的使用量在門診病人自1999年起逐年降低，分別為29.66, 26.48, 19.83, 18.43及17.79
DDD/1000
population/day。而相對地由台大薛博仁醫師等人對細菌抗藥監測之結果顯示，A型溶血鏈球菌對紅黴素之抗藥性由1998年之61%，下降至
2000年之39%，至2003年之17%。TSAR
I-Ⅳ資料結果亦發現相似之趨勢，由2000年之40%，下降至2004年之約21%。另外TSAR I-Ⅳ資料結果亦顯示門診病人尿液分離之大腸桿菌(E. coli)對ampicillin之抗藥性由1998-2000年之大於77%，已降低至2002-2004年之70%。流行性感冒嗜血桿菌(H. influenzae)對ampicillin之抗藥性由1999-2000年之大於65﹪，降低至2002-2004年之59%。
這些數據顯示出門診病人第一線用藥減少後，第一線抗生素的抗藥性已顯著降低。此一改善乃是2001年起，健保政策對門診抗生素的使用採取限制措施所致。這是政府政策對於台灣公共衛生及健康問題發揮明顯功效的實例。
雖然第一線抗生素的使用及細菌抗藥性獲得改善，但臨床研究組調查住院病人抗生素使用的資料顯示，有幾類藥品包括fluoroquinolone、後線β-
lactams(如第三代cephalosporins)、及β-lactams與β-lactamase抑制劑綜合藥，則有增加的傾向。此一趨勢也反應
在這些抗生素抗藥性的增加，如對fluoroquinolone抗藥性加重之大腸桿菌(E. coli)自1998-2000年之12%增加到2002年之19.5%，以迄至2004之24%。同樣地，克雷白氏菌(Klebsiella pneumoniae)及肺炎雙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e)對fluoroquinolone藥之抗藥性也增加。
台灣住院病人抗生素的使用，第三代 cephalosporins使用量持續增加，其他後線抗生素如vancomycin及carbapenem
(imipenem)之使用量亦逐年上升，這與多重性抗藥菌院內感染率之上升有關。根據TSAR-IV的結果顯示，鮑氏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對imipenem之抗藥性已達16%，而相對的，對適用於 A. baumannii 之抗生素具廣泛抗性之 A. baumannii (PDRAB)，亦佔2004年TSAR IV中 A. baumannii 之 10%，這些菌株是從多家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病人之不同檢體所分離出的，表示全抗性之PDRAB已經不限於國內一家醫學中心，而是已擴散到國內各區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多重抗藥菌是抗甲氧苯青黴素金黃色葡萄球菌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MRSA)。MRSA平均佔台灣住院病人金黃色葡萄球菌之一半(1998年-49%，2004年-56%)，加護病房的MRSA已高達71%，有些醫院更
高達85%。因MRSA對許多其他種抗生素皆具抗性，是目前多重性抗藥菌最大隱憂之ㄧ。這些增加是ㄧ大警訊，必須採取有效的院感措施予以改善。因此，下一階段的政策重點應著重在院內感染的抗生素適當使用及有效降低院內感染率。
此外，食品動物界使用抗生素為飼料添加物亦是一大隱憂，亦造成抗藥性之產生，研究顯示，動物腸內菌對一些抗生素，如四環黴素的抗藥性已高達90%以上。TSAR資料亦顯示，由食品污染感染人類之沙門氏菌 (Salmonella spp.)中，對fluoroquinolone感受性降低之比率已高達25%，應與食品動物界fluoroquinolone使用有關。
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政策研發中心及臨床研究組在2005年5月21日共同舉辦「台灣抗生素使用及細菌抗藥性」研討會，並於2005年8月9日在台北辦事處
舉辦「台灣抗生素使用及細菌抗藥性政策建言」座談會，邀請政府官員及各專家學者將所提出的政策建言進行「優先次序」之討論，希望經由政府政策面的落實可以
徹底執行，並於2005年11月出版「台灣抗生素使用及細菌抗藥性政策建言」一書，除了將政策建言列出優先次序以提供政府當作施政參考之外，也當作抗生素
抗藥性監測的工作指導方針。繼上次會議後，國家衛生研究院將優先執行之政策建言函各機構，並請各機構依說明事項提出具體計劃及相關因應措施。國衛院衛生政
策研發中心與臨床研究組於2006年5月17日再次邀請各政府部門、民間學會機構與多位專家學者參與座談會之研討，提出優先推動計劃的最後共識，經過與會
各方專家意見，匯聚策略如下：
一、強化醫療機構院內感染監測與管控機制，以改善院內感染並推動抗生素的適當使用。
二、制訂抗藥性病人之隔離管制措施與照護指引，以供臨床醫護人員遵循。
三、健保局持續監測醫院抗生素之使用，並針對住院肺炎病患及加護病房病患監測抗生素使用，運用健保資料庫定期回饋醫院抗生素使用指標。
四、持續監測食品動物抗生素使用量及細菌抗藥性，並逐年停用食品添加劑中抗生素的使用。建議選擇北、中、南、東四區各一家規模較小的農場，停止含抗生素飼料添加物之使用，並對動物健康、成長、經濟成本進行評估。
五、由台灣感染症醫學會制訂抗生素使用指引，藉由資訊化系統輔助臨床醫師之抗生素處方開立。
六、持續醫學生的教育及畢業後繼續教育訓練，並推廣於各專科教育訓練中。
七、由衛生署成立一個常態性的「國家抗生素使用及抗藥性監測」平台，組成監測小組，有系統、定期收集各項監測指標，提出改善方針，並檢視執行狀況。
《文/圖：蘇益仁，張雅雯》

引用自 五色粽
抗生素，疫苗，抽水馬桶及肥皂，這四項產品都是目前人類生活中的必需品，對人類健康及生活品質的改善及提升有重大貢獻。這些產品的發明，都有它的一段歷史過程，根據記載、肥皂是在古羅馬時代發明的，用羊脂製成。而抽水馬桶、則在1596 年由英國約翰哈靈頓所發明，後來漸漸改良為抽水式，但因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入水溝，造成河水的污染；在1831至1832 年間造成人類的嚴重感染，在倫敦因感染霍亂及傷寒死亡者超過五萬人，巴黎超過一萬八千人，美國波士頓也有一萬多人感染而死亡。抽水馬桶的使用，是人類文明的象徵，但卻也參與了人類一段疾病史的演出。疫苗的發現、要歸功於在十八及十九世紀的英國及法國兩位醫生；一位叫愛德華金鈉，一位叫路易斯巴士德，他們發現了疫苗可預防疾病的原理及製造方法，隨後在一九二五年後，陸續有許多疫苗被開發出來、應用在預防人類及動物的疾病。至於抗生素的發現，在一九二八年、係由英國細菌學家亞歷山大佛來明發現的，這種抗生素叫盤尼西林、又稱青黴素，可以殺死葡萄球菌的抗生素，這種青黴素係由青黴菌分泌而來，佛來明的發現、對人類抵抗病原菌的感染，免於死亡有重大的貢獻。這四項產品陸續被人類發現及應用後，它們可延長人類的生命，改善生活的品質，增加?養動物的數目，提供人類動物蛋白質的來源，但也衍生了人類人口遽增及文明生活定義的諸多問題。自從發現盤尼西林後，不同的抗生素陸續也被發現使用，由於生物化學技術的進步，對抗生素化學結構的瞭解，因此可以用人工合成或半合成的方法製造了許多抗生素，目前可用來治療人類及動物細菌感染的抗生素，有上百種以上。不同抗生素，對殺死或抑制細菌的生長有不同的作用；有些抗生素可抑制細菌細胞壁的合成，如青黴素，頭孢子黴素及萬古黴素；有些可抑制其蛋白質的合成，如氯黴素，紅黴素及四環素；有些則可破壞其基因物質，如奎寧類；有些則可阻斷其新陳代謝的過程，如磺胺類藥物，這些作用可導致細菌無法繼續生長繁殖，甚至死亡。細菌體的結構與人類及動物細胞的結構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可以找到不同的抗生素，用來抑制細菌的生長或殺死細菌，但對人或動物體的細胞不會造成傷害。由於抗生素有抑制生長或殺死細菌的作用，因此除了廣泛被用於治療人類的細菌感染外，對動物如家畜、禽、魚類的細菌感染的治療或預防更不可或缺。

從2006年1月1日起，歐盟全面禁止食品動物使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最後4種允許作為促生長用途的抗生素飼料添加劑——黃黴素、效黴素、鹽黴素和
莫能黴素也停止使用。歐盟禁用動物抗生素添加劑的措施不僅激化了歐盟和其他國家之間的畜產品貿易戰，而且對全球畜牧業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正確理解歐盟禁止
食品動物使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的依據、檢視禁用措施對歐盟畜牧業和公眾健康產生的影響、並與其他發達國家進行比較，對於科學思考和制定相應的應對措
施，是十分重要和緊迫的問題。對於中國來說，應當對歐盟禁用措施的歷史背景、科學依據和政治因素做出全面客觀的瞭解，在此基礎上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對策。
    
    一　歐盟禁止使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的歷程
    
    1986
年，瑞典全面禁止在畜禽飼料中使用抗生素，成為第一個不准使用抗生素作為飼料添加劑的國家。1993年，英國報告從食用動物中分離出抗糖肽的腸球菌
（GRE），糖肽並沒有被批准用於治療動物感染，但是糖肽類抗生素阿伏黴素（avoparcin）被用做飼料抗生素添加劑。1995年，丹麥禁止在飼料中
添加阿伏黴素。1997年，歐盟委員會決定所有歐盟成員國禁止使用阿伏黴素飼料添加劑。1998年1月，丹麥禁止使用維吉尼亞黴素飼料添加劑。1999年
7月和9月，歐盟委員會決定所有歐盟成員國禁止使用泰樂菌素、螺旋黴素、桿菌肽和維吉尼亞黴素等四種抗生素飼料添加劑，保留黃黴素，效美素，鹽黴素和莫能
黴素等四種抗生素繼續作為飼料添加劑。歐盟1997年和1999年兩次做出的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禁令都是在背離動物營養科學委員會（SCAN）（該委
員會由歐盟成員國的動物保健專家和生產專家組成）建議的情況下頒佈的，被認為是缺乏科學依據的。SCAN1996年和1998年的兩次報告認為「實驗室數
據和所有文獻都不能證實動物使用阿伏黴素、大環內酯類藥物飼料添加劑會對人類和動物健康造成明顯的危害，由於缺乏足夠的流行病學研究數據，也沒有大環內酯
類藥物抗藥性在飼養動物之間以及抗藥星從動物傳遞給人的研究數據，全面禁止大環內酯類藥物作為飼料添加劑使用是沒有道理的。」針對禁用維吉尼亞黴
素，SCAN報告認為「沒有新的證據可以證明動物使用維吉尼亞黴素，使鏈黴殺陽菌素或萬古黴素的抗藥性菌株從動物源微生物轉移到寄居在人的消化道內的微生
物中，以致於危及其今後作為人類醫藥的應用。」歐盟委員會1999年引用「預防性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禁止使用泰樂菌素、螺旋黴素、桿菌肽和維吉尼亞黴素等作為飼料添加劑。從2000年1月起，抗生素在丹麥只限於按處方用於治療動物疾
病。從2006年1月1日，歐盟禁止黃黴素、效美索、鹽黴素和莫能黴素等最後四種抗生素作為促生長飼料添加劑使用。歐盟禁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缺乏充
分的科學依據，被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出於其政治和商業目的的考慮。
    
    二　禁令對抗藥性的影響
    
    人
們對抗生素用於食品動物促生長飼料添加劑的最大擔憂乃抗藥性的轉移問題，即食品動物長期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致使動物體內的細菌產生抗藥性，如果抗藥性
轉移到感染人的細菌，致使針對人細菌的同一類抗生素效力降低或失去抗菌作用。這是歐盟禁止食品動物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的理由。自從禁令實施後，如同所預
料的，從生肉食品中分離到的指示菌對相應的抗生素耐藥性水平確實下降了，這種趨勢不足為奇，因為不論人或動物，使用抗生素必然產生抗藥性，停止使用抗生素
後，相對應的細菌的抗藥性自然會減低。儘管有這樣的趨勢，丹麥的數據（來源於DANMP，歐盟最完備的有關抗生素使用和抗藥性監測的數據庫）和荷蘭海登堡
格仲裁委員會（HAN
Committee）的報告卻指出，從生肉食品中分離到的指示菌對相應抗生素的耐藥性水平下降與人的病例抗藥性下降並沒有關聯（Caswell
等，2003；DANMAP，2004；Pillip等，2004），很多公開發表的科學資料亦證明不存在這種關聯性。
    
    阿
伏黴素是歐盟第一個禁止使用的藥物性添加劑，阿伏黴素屬於糖肽類抗生素，而糖肽類抗生素是人用藥品中重要的一類抗生素，其中萬古黴素就屬於糖肽類抗生
素，DANMAP（1999年）的資料表明動物使用阿伏黴素可以引起腸球菌產生抗藥性，並且能夠從動物生肉食品中分離到抗阿伏黴素的腸球菌。出於對抗藥性
腸球菌可能從食物鏈轉移到人的擔憂，歐盟禁用了阿伏黴素。
    
    然而不同地區檢測抗萬古黴素的腸球菌（VRE）的情況卻不盡相
同，抗萬古黴素腸球菌是一種能夠致死病人的細菌。Phillips（1999）和Acar等人（2000）指出美國醫院中VRE感染的比例遠高於歐盟醫
院，但美國從未批准阿伏黴素用於食用動物飼料添加，所以人感染VRE與動物使用阿伏黴素並沒有任何關聯。事實上，Kirst等人（1998）已經證實了美
國出現VRE完全是由於醫院使用萬古黴素本身所致，與動物使用阿伏黴素或人食用動物肉品完全沒有關聯。
    
    歐盟已經禁用了維
吉尼亞黴素，維吉尼亞黴素屬於鏈黴菌屬細菌發酵的一類抗生素，人們對維吉尼亞黴素的關心與阿伏黴素相似，即使用維吉尼亞黴素是否會產生對共殺素抗生素的交
叉抗藥性，因為共殺素與維吉尼亞黴素同屬於鏈黴菌屬細菌。共殺素在醫院主要用於抗萬古黴素的糞腸球菌感染的病人，這種擔心致使歐盟對維吉尼亞黴素下達了禁
令。
    
    現在已經證實抗共殺素的糞腸球菌（SREF）在人群中非常罕見，美國和加拿大在共殺素正式使用前曾進行了廣泛的調
查，收集了醫院臨床1000多個糞腸球菌（EF）分離株，檢測表明99．8%的分離株對共殺素是敏感的（Jones等，1998）。因此，這一調查研究證
明在美國和加拿大，維吉尼亞黴素在食用動物使用了30多年以後，人群中並存在抗共殺素的糞腸球菌的問題。共殺素正式使用後，McDonald等
（2001）同樣證明維吉尼亞黴素使用不會引起抗共殺素糞腸球菌的問題。日本即便有食用生雞的習慣，檢測醫院1200個糞腸球菌分離株，並沒有發現抗共殺
素糞腸球菌菌株。在世界其他地區，也有很多報告證實人群中抗共殺素糞腸球菌菌株是很少見的（Phillips等人）。
    
    上
述結果表明，維吉尼亞黴素在多種食用動物廣泛使用30多年後，抗共殺素糞腸球菌耐藥菌株轉移問題在人群中仍很罕見，這一情況與共殺素使用
後，McDonald等（2001）所做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同樣，美國權威機構FDA和CVM（2004）的報告指出，動物使用維吉尼亞黴素不會引起共
殺素抗藥性轉移。有人試圖通過研究證實共殺素抗藥性可以從動物分離株轉移到人的糞腸球菌，但都沒成功。Sorensen等人（2001）設計了一個試驗，
研究來源於動物肉品的抗共殺素糞腸球菌耐藥菌株能否轉移到人，但仍然失敗了，儘管他將動物源性抗共殺素糞腸球菌細菌的基因大劑量地轉移到志願者，但志願者
並沒有產生抗藥性。此外，Perri等人（2004）利用同一地區從24個農場的動物和從10個醫院病人分離到的糞腸球菌進行脈衝電場凝膠電泳
（PFGE）分析，未發現抗藥性基因轉移的現象，而該地區動物腸球菌的共殺素抗藥性是比較普遍的（大約37%的分離株有共殺素抗藥性），PFGE比較證實
並沒有發生抗藥性從動物轉移到人，更重要的是，該研究進一步證實抗藥性轉移發生在醫院內部。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的事實是共殺素必須靜脈注射使用，會引起用
藥病人噁心、發炎和注射部位劇痛等副作用，因此，目前已經有一種新藥利奈唑胺（唑烷酮類抗菌藥）用於抗萬古黴素的腸球菌感染，利奈唑胺（唑烷酮類抗菌藥）
與維吉尼亞黴素屬於完全不同的抗生素，不必擔心抗藥性轉移問題。最近IMS的數據表明唑烷酮類抗菌藥（含利奈唑胺）正在取代共殺素。
    
    三　禁令對動物健康和畜牧生產的影響
    
    很
顯然，歐盟禁用抗生素促生長飼料添加劑對動物健康和動物福利產生負面很大的影響。許多報告證實，禁令實施後，許多細菌性疾病捲土重現（Drouin
1999，Lovland 2001，Jensen
2003）並且影響了動物福利。DANMP（2000）的報導指出，丹麥豬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了600%，大部分是腸道疾病所致，整個歐盟家禽的壞死性
腸炎呈流行狀態（Casewell2003），發病率大大高於地區流行性水平（Kaldhusdal和Lovland
2000）。這些研究人員還證實壞死性腸炎雞群的梭菌感染非常高，飼料報酬下降，上市體重和整齊度降低，導致巨大的經濟損失。
    
    最新的歐盟家禽健康專業調查顯示，歐盟家禽健康狀況普遍失衡，引起家禽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腸道疾病，每隻雞因此損失5美分，如按全球家禽養殖量計算，損失可達20億美元（Vander Slul，2005）。
    
    為
了扭轉動物健康下降和保證動物福利，只能大量使用治療性抗生素，而大多數治療用抗生素是人畜共用的。治療性抗生素用量自1999年以來增加了52%
（DANMAP，2003），治療性抗生素的增加的量相當于禁令前飼料抗生素的用量，有可能很快超過飼料添加的用量，其增長趨勢不會因改變飼喂方式而改
變。禁止抗生素飼料添加並不會改變動物使用抗生素，卻使動物福利受到影響。從環保和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禁止動物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對人類也是不利
的。以美國為例，如果不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飼料轉化率將下降5%，從而必須多種植1100平方公里的玉米和大豆以滿足飼料需求；飼料利用率的降低，會
增加氮磷排泄到環境中，環境污染會加劇；對於家禽生產來說，相當於增加1億平方米的畜禽舍或者說5億個養殖區域；由於細菌數量增加，肉品被污染機會增加，
人的健康將受到更多的威脅。由於我國的飼養環境更差，飼養量更大，如果中國禁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負面影響將更大更廣泛，我們必須認真思考。
    
    四　禁令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令
歐盟深感意外的是，禁令使人類的健康受到嚴重影響。Van der Sluls（2000）的研究結果和Van
Immerseel等人（2000）證明，隨著歐盟禁令的實施，由產氣莢膜梭菌引起的相關疾病和在禽肉中發現產氣莢膜校菌的機率大大增加了，產氣莢膜梭菌
及其產生的毒素最近已被證實是食物中毒和人壞死性腸炎的病因。由於產氣莢膜梭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並不是屬於必須報告的疾病，其實際發生率被大大低估了。在歐
盟養禽業，至今還沒有有效的方法或方案來解決這一問題。
    
    研究發現，丹麥乃至整個歐洲，由于禁用動物抗生素飼料添加劑，人
的彎曲桿菌病不斷增加。因為抗生素飼料添加劑的使用可以增加肉雞群的均勻性，肉雞體重大小不一，在屠宰加工過程中腸道易裂而使雞的屠體受到細菌污染
（Russell，2003）。Tice（2001）也得出相似的結論：當雞群感染產氣莢膜梭菌時，體重整齊度差，在加工時腸道更容易破裂，必然危害到食
物的衛生。Heurer等人發現，比較沒有使用抗生素添加劑的肉雞和飼用抗生素添加劑的肉雞，前者攜帶的彎曲桿菌比後者高出3倍。
    
    根
據丹麥DANMAP（2004）發佈的「2004年人和動物的抗生素的使用及抗藥性的增加」的報告，禁用抗生素添加劑以後，食用動物治療性抗生素的用量逐
年增加，禁用前每年48噸，到2004年112．5噸，並且大部分治療性抗生素是人用治療藥。因此一些研究人員（Casewell等人
2003，Phillips等人2004）認為，這很可能是歐盟人用四環素抗藥性更普遍的原因。
    
    與歐盟形成對照，美國沒
有禁止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而動物產品中的沙門氏菌在減少，從1996年起食源性的疾病下降了23%，從1996年起，國家腸道細菌耐藥性檢測系統報告
的動物體內細菌的抗藥水平保持低水平、人發生彎曲桿菌和沙門氏菌感染的事件分別下降了30%和17%。
    
    五　風險分析
    
    在
過去幾年內，定量的風險分析開始用於評估動物使用抗生素對人類健康造成的風險，現在定量風險分析已經可以應用於抗糞腸球菌的維吉尼亞黴素和共殺素
（Hurd等人2004）。這些分析表明，食品動物使用抗生素添加劑給人類帶來的風險小得幾乎可以忽略。如果禁用其中的某一種抗生素，不會給人的健康帶來
的任何好處。假設在美國禁用維吉尼亞黴素，並假設糞腸球菌的抗藥性可以轉移到人，從統計學意義而言，15年內整個美國（3億人口）可以減少一個人的死亡
（Cox和Popken
2004）。這些研究與FDA對共殺素抗藥性的轉移的風險評估是一致的，美國CVM／FDA在2004年公佈了對維吉尼亞黴素的風險評估結果，結論是使用
維吉尼亞黴素作為飼料添加劑，引起抗藥性轉移的風險幾乎不存在的。
    
    六　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的益處
    
    近
期的研究表明：不管是將抗生素直接添加到飼料中用於預防疾病還是添加到飲用水中治療像氣囊炎之類的疾病，都可以減少肉品污染的風險。如前面所提到
的，Russell（2003）發現感染氣囊炎的雞群體重較輕而且整齊度差、養殖問題較多、由於加工時腸道的破裂導致糞便污染雞肉的情況也比較嚴重，結果
在雞肉屠體中檢測到更多的彎曲桿菌。因此作者的結論是：養殖者應該利用抗生素添加劑控制氣囊炎，從而減少雞肉中的細菌對人類的感染。Tice（2001）
在評估產氣莢膜梭菌對家禽業的影響時也得出相似的結論：抗生素的使用可以減少腸道的破裂，此外，Cox（2005）根據研究甚至預言：禁用抗梭菌的抗生素
如維吉尼亞黴素將會導致美國每年4萬人感染彎曲桿菌病而死亡，此外他還預言使用維吉尼亞黴素將會減少各種風險。同樣，Hurd（2005也論述了使用抗生
素飼料添加劑可以改善食物的安全。總之，這些作者對風險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出忠告：為了切實的利益，我們應該考慮的是合理使用抗生素添加劑來確保食品安
全，而不是沒有經過試驗證實，假設抗藥性基因轉移風險。
    
    近期有報導稱，在體外試驗系統中，一些常用的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和離子載體型球蟲藥可以抑制大腸桿菌的抗藥性的轉移，這也說明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和離子載體型球蟲藥可以減少抗藥性的轉移。
    
    七 結 論
    
    至
今尚未有科學證據證實動物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會導致人的抗藥性。已報導的20例最嚴重有關人抗藥性細菌感染，其中12例跟食用動物使用抗生素的無關，因
為這些細菌不可能在食物鏈中存在，剩下的8例，假設其抗藥性從動物轉移到人（這種假設從未被證明過），抗藥性引起的幾率也不會超過1%，甚者不足0．5%
（Bywater和Casewell 2000）。
    
    歐盟禁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導致食品動物腸道疾病不斷增加，動物福利也無法得到保障。
    
    歐盟禁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後，治療性抗生素的用量急劇增加，而很多治療性抗生素與人用藥屬於同一類抗生素。
    
    大量使用治療性抗生素表明，抗生素飼料添加劑儘管只標示用於促生長，實際對食品動物發揮預防疾病的功效。
    
    雖然歐盟禁止食品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動物產品中細菌的抗藥性，但對醫院產生的抗藥性完全沒有作用。
    
    當美國的食物源性疾病數量不斷減少的時候，歐盟的沙門氏菌、彎曲桿菌和梭菌的感染不斷增加。因此禁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並沒有帶來更衛生、更安全的食物。
    
    總
之，我們對歐盟禁止食品動物使用抗生素飼料添加劑要做科學理性的思考，政府主管部門應通過各種途徑監控微生物抗藥性，規範養殖企業科學合理地使用抗生素飼
料添加劑，嚴格控制人獸共用藥物的使用，嚴厲打擊違禁用藥，提高飼養場、屠宰廠、運輸過程和銷售過程中的衛生安全，真正做到畜牧業可持續發展，充分保障人
民的健康。
    陳燕軍（中國農科院上海獸醫研究所）

吃到動物抗生素 傷骨骼
蘋果日報 2011年 05月17日
全台六校學童營養午餐遭驗出殘留脫氧羥四環黴素、氯黴素與恩氟沙星等動物用藥，農委會表示，這三種藥雖是合法的動物藥品，但都是依規定不得在肉品檢出的藥物。醫師表示，接觸脫氧羥四環黴素可能會讓人產生光過敏；體質特殊民眾接觸到氯黴素，則會產生血癌前期病變風險。

引用自 聯合報健康版
近日報載，台灣地區的抗生素有百分之八十五使用在農畜業，只有百分之十五用於人類。這種觸目驚心的統計數字不禁讓我們迷惑，飼養動物的生命比人命還重要嗎？

為了對付抗藥性細菌日益嚴重的問題，世界各國都已經注意到農畜業濫用抗生素的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大多只是呈現出一些統計數字，還沒有具體可行的辦法可以 有效地控制這種現象。為了應付可能即將侵襲人類的抗藥性細菌瘟疫，我們必須去發掘這種問題的根源並提出解決之道。

斷奶仔豬的腹瀉一般發生在斷奶後的3-10天，第七天達到高潮，一般形成粥樣或水樣腹瀉，內夾雜不消化的食物，如不及時發現和治療，很快就會因脫水而死亡。
原因主要有：1.不適當的飼喂方式：過度限飼及過度飼喂，形成飢餓性和過食性腹瀉。
2.免疫反應，尤其是在喂玉米-豆粕型日糧時，且含有較多抗營養因子時的生豆餅生豆粕時，造成小腸上皮細胞的遲髮型變態反應，引起水瀉。
3.仔豬消化生理機能不健全，不適應植物蛋白高的飼料引起胃腸機能紊亂，加之胃腸道pH偏高，消化酶活性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而誘發腹瀉。胃腸道菌群失調。
4.仔豬斷奶後，母源抗體急劇下降，造成抵抗力下降。
5.斷奶應激，尤其是環境應激，當舍內晝夜溫差超過10度時，腹瀉率就會升高25-30%，濕度高的環境也會使腹瀉數明顯增加。
可以採取以下措施，避免發生斷奶仔豬腹瀉：
1.仔豬在哺乳階段充分做好補料工作。仔豬在7日齡時開始補顆粒飼料，顆粒料中一定要加入誘食劑，如：香味素、奶精等，奶味越濃誘食效果越好，仔豬斷奶前採食量就大，胃腸機能就會充分地得到鍛鍊和適應，斷奶後腹瀉率和死亡率大大降低，這是早期斷奶成敗的關鍵所在。
2.斷奶前4-5天做好母豬的減料工作，同時在斷奶的前7天在仔豬料中加入一些抗菌素（如桿菌消＋立速健）或微生態製劑（潤生康）物質，以殺滅有害細菌；斷奶後不要立即將仔豬轉入保育舍，如條件許可，在原圈飼養2-3日後再轉入保育舍。
3.做好仔豬保育舍的燻蒸消毒工作，這是杜絕傳染病發生的關鍵所在，同時又是減少斷奶後腹瀉發生的必要條件。（可用醛威或強效菌毒殺星消毒）
4.在斷奶仔豬料中加入抗菌素，如桿菌消、腸毒清、畜禽健等，同時注意仔豬的減料限飼養工作，在斷奶當天開始減料，第一天減到日採食量的40-50%。以後每天漸漸增加，到第7日達到常量，等到腹瀉結束後方可讓其自由採食。
5.斷奶早期的仔豬料中還應加入一些代乳粉，同時加入1%的檸檬酸，也可再加入一些復合酶製劑或酵母。同時降低日糧中的蛋白，使日糧蛋白控制在19-20%左右。
6.在調製日糧時儘可能使用熟化有豆粕或膨化大豆。
7.有關斷奶後下痢的治療，可以採取以下措施：  應用抗菌素，可用慶大黴素，氟呱酸，諾氟沙星等等，同時使用收斂藥物，如：鞣酸蛋白，對嚴重下痢者還應
輔以阿托品。治療的關鍵是補水工作，最經濟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口服補液鹽（KCl 1.5克、NaHCO3 2.5克、NaCl 3.5克、 加水到
1000ml）讓其自飲，不能自飲者，要灌服，當然，腹腔補液也是較為常用的一種方法。

豬流行性腹瀉、豬傳染性胃腸炎和豬輪狀病毒是我國豬群中危害最嚴重的三種病毒性腹瀉。豬流行性腹瀉病毒和傳染性胃腸炎有嚴格的季節性，冬春季節(11月至次年4月)尤其是春節前後是發病高峰期。大小豬均發，日齡越小死亡率越高。輪狀病毒7日齡以下不發病，多發生於13－39日齡。
　　
預防三種病毒性腹瀉重在管理，重在疫苗注射，重在增強豬的體質和免疫力。冬春季節是病毒性腹瀉發作的高危期，在注射疫苗的基礎上定期飲水或拌料添加預防藥物，是未病先防的明智之舉。在治療上，補液的同時應用免疫增強劑和消毒劑(可飲水消毒的強效菌毒殺星)是關鍵，可以考慮使用抗生素防止繼發感染（桿菌消是目前腸道感染較好的敏感藥物）。
冬季特別要注意提高飼料中能量飼料的供應，選用添加優質油脂的飼料。每星期用強效菌毒殺星消毒一次，冬季在飲水中添加1500倍稀釋的強效菌毒殺星。亦可選用石灰乳、漂白粉、氫氧化鈉消毒場地。保溫，保持地面乾燥，加強光照。
　　
豬群一旦發病，要果斷採取措施隔離，防止病豬糞便運輸造成污染；並對發病豬及時補液，對拒絕飲水的病豬可靜脈或腹腔注射5%－10%葡萄糖鹽水和5%碳酸氫鈉溶液，並加入2－5毫升圓環金剛；對接觸了病原但還未發病的豬，可在飲水中加入1.5%的明礬，並按每噸水分別加入瘟毒力克和桿菌消500克；飲水中按l︰1200－1500加入強效菌毒殺星。
　　
「豬流行性腹瀉、豬傳染性胃腸炎和豬輪狀病毒三聯滅活苗」免疫是主要預防措施。後備母豬階段必須先免疫一次。在初產前一個月左右再免疫一次。以後每胎產前一個月免疫一次，交巢穴注射，每次4毫升。初生仔豬0.5毫升/頭，5－25公斤仔豬1毫升/頭，25公斤以上豬2毫升/頭。有試驗表明，注射三聯苗時配合注射等量圓環金剛，保護率可提高25%以上。

家畜衛生試驗所　曾俊憲
　　水禽小病毒感染症係指鵝源水禽小病毒（goose parvovirus；GPV）或鴨源水禽小病毒（muscovy duck parvovirus；MDPV）感染雛鵝及雛鴨，於臨床上呈現典型纖維素性壞死性腸炎、排出黃白色或水樣性下痢便、耐過者常造成羽毛脫落及發育不良等病
徵。本病於 1967 年由匈牙利之 Derzsy首先報告，在國外曾稱為鵝流行性感冒、鵝病毒性肝炎、鵝瘟或鵝病毒性腸炎等病名的鵝源水禽小病毒感染症。本病於1982年首次侵襲台灣養鵝 場，並蔓延到全省16縣市、126鄉鎮、451養鵝戶，造成341,182鵝隻發病與312,692隻死亡，致使養鵝戶之重大經濟損失。其後，本病遂成為 國內常在性的地方病，時有零星發生。感染病毒係為鵝源水禽小病毒（GPV），本病毒對外界環境的抵抗性甚強，於鵝及正蕃鴨的纖維芽細胞、胚胎皆能增殖，但 是對正蕃鴨品系以外的雛鴨較無病原性。
　　1989年秋季，法國西部發生了一種新的流行病，起初被稱為mortality, malnutrition, featherless, ramping syndrome, 本病造成2~4週齡正番鴨40~50％的死亡率，雖然臨床症狀與剖檢病變皆與鵝源水禽小病毒感染症狀類似，然而對鵝與其他品種的鴨隻卻不具病原性。之後於
台灣(1989年)、日本(1994)
、加拿大、美國(2000)等國亦陸續有類似的疫情報告。經由病毒分離與抗原性分析，發現此病毒與鵝源水禽小病毒(GPV)同為parvovirus，但 經由交叉中和試驗，則可與鵝源水禽小病毒加以區別，且在病毒核酸及胺基酸序列上具有顯著差異，故將此病毒命名為正番鴨小病毒（muscovy duck parvovirus；MDPV）。